薇娅的停播,或许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淘宝直播的底层逻辑。
文丨祝颖丽
编辑丨管艺雯
2021 年双 11 临近结束时,在阿里巴巴西溪园区的媒体会上,时任阿里副总裁杨光面对关于“超级主播”的询问,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。他将流量过度向头部主播聚集定义为“一个努力且充分市场性的行为”,认为平台难以干预。
这种被动与回避,在一个月后薇娅因税务问题停播时依然延续。面对外界对其情绪和态度的询问,淘宝直播官方选择了沉默,而一名员工私下的评价则揭示了平台的两难境地:“你既不能说开心,也不能说不开心。”
事实上,超级主播对平台的“反向掌控”早已引起关注。据透露,时任淘宝天猫总裁蒋凡曾在中层会议上多次指出,超级主播在成交额中占比过高,虽然他们培养了用户的购物习惯,但过强的话语权必然导致平台权力的削弱。
数据揭示的依赖度:
- 双 11 销售额: 2021 年双 11 期间,薇娅(199.87 亿)与李佳琦(217.61 亿)合计销售额近 417 亿,占天猫全阶段销售额(5403 亿)的近 8%。
- 直播销售占比: 在薇娅停播前的 19 天内,两人带货 3.9 亿,占据天猫平台直播销售额的 41%。
薇娅离场后,这个巨大的销售缺口由谁填补,成为了所有参与者关注的焦点,也是淘宝直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。
生态震荡与利益重构
行业标杆的倒下首先带来的是震慑。超级主播群体陷入焦虑,许多机构在沟通时极力掩盖身份,补税成了圈内最热门的话题。但在恐慌之后,填补缺口的动力促使各方开始重新洗牌。
不同角色的反应:
- 头部主播: 李佳琦成为首选承接者。薇娅被封当晚,其直播间观看人数激增至 3805 万,次日更是攀升至 4928 万。其他超级主播如烈儿宝贝的流量也随之明显增长。
- 中腰部 MCN: 迎来短暂的“繁荣期”。部分机构反馈,旗下主播流量增长 30%-50%,投放效率翻倍,成交额上涨 50%。
- 品牌方: 态度分化。部分商家因档期被打乱而感到不便;但另一部分商家则感到“重见天日”,摆脱了被超级主播限制合作、压低价格的局面。
平台方也在积极介入,通过对接杭州机构,帮助受影响严重的食品类商家寻找新主播。然而,这种努力背后是沉重的 KPI 压力。由于薇娅此前提供了极高的成交保底,许多 P6、P7 级别的类目员工在失去超头支持后,面临无法完成指标的困境。
超级主播:从“助推器”到“枷锁”
回顾历史,超级主播在早期是淘宝直播的标杆,通过极强的头部效应为平台引流。从张大奕到薇娅、李佳琦,他们用惊人的单场成交额证明了直播带货的潜力。
但随着时间推移,这种依赖演变成了问题。2020 年双 11,两人合计带货 221 亿元,占比超 30%。平台在运营中陷入了“既要又要”的矛盾:既依赖超头推动 GMV,又想孵化中小主播。但在有限的流量池中,这种尝试就像在小水盆里舀水,难以撼动超头的大水缸。
平台内部的执行困境:
- 组织内耗: 直播与短视频团队在 KPI 压力下互为竞争而非协作。
- 权责混乱: 团队快速扩充导致新老员工界限不清,管理效率低下,部分高管在调岗后短时间内离职。
战略重心与流量之困
自 2016 年上线以来,淘宝直播的重点经历了三次迭代:
- 内容社区期(陈镭时期): 定位为“生活消费类直播”和“社群经济载体”,强调互动与信任,避讳过度销售。
- 电商导向期(俞峰时期): 侧重于电商本身,大力发展店铺自播,试图通过供应链支持来扶持中腰部主播。
- 流量驱动期(程道放时期): 面对抖音、快手的竞争,重点转向流量获取,推出独立 App“点淘”以承接流量。
尽管战略在变,但核心问题依然是流量。与抖音基于算法的平均分发不同,淘宝直播长期被认为“只有超头,没有达人”。即使平台推出百万级流量激励计划,中小主播的响应程度依然低迷。
现状分析:
- 流量差距: 抖音直播日活极高,而淘宝直播与点淘去重后的日活仅在 3000 万左右。
- 增长乏力: 店铺自播增长不明显,整体开播量近乎零增长,GMV 增速已落后于竞对。
薇娅的停播虽然在组织上促使淘宝直播的地位升级(负责人直接向戴珊汇报),但组织地位的提升并不能掩盖流量匮乏的本质。对于阿里而言,这不仅是失去一个超级主播的问题,更是如何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新平衡的挑战。
